瓦蓝瓦蓝的天空下，太阳暖暖地照着绿茵茵的豆田，蛐蛐儿唱了一整夜，累了，悄悄地躲在田埂下休息。晶莹的露珠在嫩叶上折射出七彩光芒，田埂俨然一堵点缀着珍珠翡翠的绿墙，它们力图挽留这瞬间的美丽，阳光和空气不怜惜这依依不舍的眼神，把它们撵走了。
一群孩子吹着野苜蓿荚做成的哨子，给小山村平添了些许快乐。大人忙着挣公分，孩子们就在田间、树下或者河边自由自在地玩耍。
一块块甜甜脆脆的豌豆和蚕豆，是孩子们解馋的零食，“土榨”会在这个时候吱呀吱呀地响起，榨场四周都是堆成小山的甘蔗和柴禾，篾签串着的豆米在糖稀翻腾的大锅里滚上两圈就熟透了。空气里，糖和豆米的香甜滋味刺激着人们异常发达的味蕾，惹得守在一旁的孩子直流口水。
软绵绵的豌豆地是孩子们嬉戏的最好场所，阳光伴着丝丝清风懒洋洋地流淌。斑鸠和喜鹊在田里悠闲漫步，它们一会儿低头啄食，一会儿又歪头注视着近处微微起伏的豆浪，看看孩子们对它们没啥威胁，又继续低头觅食，等孩子靠它们太近的时候，就扑楞楞地飞向高高的攀枝花树，又扯着嗓子咕嘟嘟咕嘟嘟唱个不停。
男孩们脖子上总是挂着甩来甩去的弹弓。麻雀出奇的多，在孩子们够不着的每个墙洞里几乎遍布着它们用柔软的草絮筑成的窝。竹林、合欢树和桉树林是它们聚集的最佳场所，每到傍晚时分，它们便叽叽喳喳聒噪个没完没了，直到黑暗淹没它们不知疲倦的叫声。知了还在无休无止地慨叹时光的短暂，秋天的黄叶还没落尽，我就止不住地想念童年，想念田野，想念故乡最美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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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风被发情的布谷鸟撩得焦躁不安，犁耙耕作过的泥土裹挟着草叶的清香。这时候，人们就会把籽粒饱满经过暴晒的花生、大豆、包谷、小米等作物播撒在滚烫油润的土地里，为了以最优美的姿势迎接雨露的降临，庄稼日夜不息地拔节滋生，三五周后便满眼碧绿绿脆生生。
几泼雨过后，如果头天雷雨交加，次日田埂上、草丛里、土堆旁就可能会遇见一片片的火把鸡枞头顶着露珠拱出土地。放牛的老人或者孩子会小心翼翼地连着根刨出来放在篮子里，回家用刷子刷去泥土，做成蛋花鸡枞汤。或者直接和香味浓郁的本地小细蒜一起放到杵臼里舂了生吃，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留鸡枞的风味。
盛夏雨季，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里，生产工具在骡马牛驴背上有节奏地晃荡，人畜累得浑身臭汗，到了村集体的自留山山顶，人们放倒一排排灌木丛和茅草，留下天然腐殖土，在犁铧划过的地方要么撒下旱谷种，或者种上一沟沟白薯，亦或是点一片花生，历经一季阴阳昏晓、雨露尘土，大自然把它们馈赠给我那些淳朴得和土地一样厚重的父辈祖辈。这样种出的白薯，大的居然有十几斤。从清晨到黄昏，忙完一天活计的那匹倔驴居然没有啃完一个白薯。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庄稼都能丰收，比如旱谷，紫红色的米粒香甜如醇。这种米从离开老家开始就再也没有见过，就如村里的一些人，随着岁月的消磨，只留下一些残破不堪支离破碎的记忆，有的离开后再也不能相见。
那时候，我们的食物来自水里、草里、树枝上、田野里，记忆满是泥土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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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山顶种地可以顺便割那些高过头顶的茅草，这是修葺茅屋必须的材料。茅草经过阳光的肆虐烘烤，再次用水把它们浸软，用闸刀闸得齐整精致，再用山草绳绑在竹竿上加固到需要修补的茅草房上。一般是堂屋所在的正房或者耳房才能用茅草盖房顶，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真有天然空调的作用。茅草屋也是最好的储物间，熟透的南瓜齐整地摆放在墙头上保鲜，各种干巴菜用绳扎好阴干，等到青黄不接的旱季才有菜下锅，腊肉晾三年不坏。
腊肉浓香肥厚，水腌菜清淡酸爽，这一荤一素绝对是味中绝配。做水腌菜最好的原料是竹叶菜、半夏、野芹菜、马齿苋、灰条菜和蒲公英。先将这些野菜洗净晾晒半干，加各种调料和开水红糖，泡上三五日后，拌上味精盐巴辣椒葱姜等调料即可食用。上学时不仅想家，而且还会分外想念腊肉和水腌菜。
在家有肉有菜固然很好，在野外“闷窑子”却是另一番滋味。提前准备几坨干透的牛粪或者干柴，用无数土块垒砌一个小土窑，点燃吹旺，待土块烧红柴火留下“子母灰”，埋入生的白薯、洋芋、花生、大豆、玉米等食物，把小土窑打倒，把烧热的土块敲细均匀覆于其上，再培上没烧过的细沙土，二十分钟后，类似于“叫花鸡”做法的乡村美味就可以“出窑”了，蒸发掉水分的食物酥脆可口，那种滋味直接刻在少年的年轮里，离家越远年岁越大越发想念。
逢年过节，生产队照例都要杀猪宰羊“打牙祭”。每当听到泡沫广播喊去村里分肉，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提着锣锅或菜盆狂奔而去，其实很多经历过那个饿肚子年代的人，野外的生存能力都很强，水里的鱼类、山上的野菜、地里的蔬菜自然都是充饥的好东西，虫鱼鸟兽更是行走在乡村的天然肉类，山茅野菜就是静止在乡村的自然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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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不仅能生吃食物，而且经常不穿鞋，甚至冬天也不穿厚衣服，一条红色的短裤和背心就能抵御寒冬，和现在的孩子比，我们更像自然生长的“野孩子”。
我一个人在家太吵，腿脚不便的奶奶总是跟不上我，二姐就背着我去学校和她上学。上课时，二姐把背布铺在课桌下让我睡觉，人民公社时期的孩子几乎是不用大人带的，一般都是大的带小的，老的管小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娇贵，我四五岁就学会了游泳，无非就是大点的孩子带我们到水深的地方淹一次呛上几水就行了，蛙泳仰泳蝶泳通通都不会，无非就是“狗刨”，不过小时候在水里泡大的孩子往往会过分高估自己的水性，虽然大学游泳课也考了满分，但是有几次洪水季节冒险还是差点被淹死。
学校更像野生的。课桌满是虫洞和结疤的攀枝花树板，凳子也一样，都是用土坯搭成。而且是几个孩子挤在一条凳子上听课。小学四年级之前，我们在村小上复式班，一个教室居然有四个年级的孩子上课，全村就一个中师毕业的公办老师。上哪个年级的课，这个年级的孩子就朝向黑板，另外三个年级的孩子背对黑板做作业。学校里没有现在这些齐整的绿化带，都是老师带着我们从田间地头挖来的芭蕉树。那时村里还不通电，晚上点了汽灯要么唱歌跳舞，要么和村里的扫盲班群众一起学习。
对于我来说，假期并没有学期快乐，我更愿意待在学校。家里没有电，晚上看书做作业要点煤油灯或者蜡烛。蜡烛贵且麻烦还容易引发火灾，菜油灯需要灯芯草，要上山采。煤油灯倒是可以自己做，用废墨水瓶、汽水瓶的金属盖和一根棉线即可做成，只是时间用长了，擤出的鼻涕都是黑色碳粉。那时，村里的孩子除了极少数的能上初高中大学外，有文化的并不多，做不成的作业几乎没地方问，上学遇到的问题也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常常怀揣一大堆问题却无人可以谈论，假如问题可以计量，那个小心灵绝对不可能堆得下这么多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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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找到一本好看的书，我就会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阅读。白天干活，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拼命，村里能找到的书十分有 限，乡镇新华书店乃至整个县的新华书店也没有几本书，而且要省吃俭用几个月攒下零花钱才能买既便宜又好看的小人书。
除了书籍，电影可能是农村最重要的文化生活了吧。村村寨寨之间消息很灵通，什么时候哪儿放什么电影、甚至电影一共有几本胶片都一清二楚。根据放映地点的远近，三三两两邀约着前往观影，走上三五公里看电影是家常小菜，最远打着手电筒走一二十里山路也觉得稀松平常。最怕的是遇到《红楼梦》那样又长又悲伤的电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等醒过来，村里人都走完了，一个人摸黑紧赶慢赶往村里小跑，半路经过坟地，一堆堆玉米秸秆在风中嘁嘁喳喳响得心慌，大脚趾踢在石头上出了血都没放在心上，往往到家了才觉得刺骨的疼。小孩理解力差，总是看不懂电影有什么伏笔或是什么倒叙手法，一边看一边喋喋不休地问大人，好在大人们也乐此不疲地耐心解答，或许这是他们表现“远见卓识”的机会。如果是他们之前看过的电影，给小孩和没看过的人“剧透”更是值得他们自豪的事了。观影过程中，全民均具有“钢铁直男”（直女）特性，喜欢把剧中人归为“好人”或是“坏人”一类，对“好人”表现出空前的支持、好感、赞美，对“坏人”表现出厌恶、憎恨、打击，简直巴不得把他们斩尽杀绝，村里人就是这么爱憎分明。
村里泡沫外壳的喇叭倒是很实用，当年的流行音乐和国际国内新闻几乎都从这里扩散开来，村里大小事务也在这里通知，更好用的是，上面有个按钮，按着就能呼叫村长，比如谁家的人生病不能出工和村长请假就很方便。
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也是乡村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它们和每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关系最紧密。条件最好的可能同时拥有这“三大件”。80年代初，我所在的一个乡镇仅有两台彩电，一台是供销社的、一台是粮管所的。电视专门做了柜子，白天一般用铁锁锁着，到了晚上，要么在大会议室，要么在宽敞的露天小广场，管理人员打开铁锁调试半天才调出清晰的影像，看电视的人自带小板凳或者就直接照着围成一圈守着追剧，要么放大人最喜欢的《霍元甲》和《上海滩》，要么放小孩最喜欢的《花仙子》《聪明的一休》和《排球女将》。那时，即使有钱，买彩电也得“凭票”，一般家庭很少有彩电，能有台黑白的也可以跻身“中产阶级”了。录音机最好的是“双卡”的，可以两个磁带互相拷贝，买两三盒空磁带才能买到一盒原装正品的原声带，那时有一台双卡录音机的人特别喜欢炫耀，生怕别人不知道，有事没事开大声音炸街也是见怪不怪。至于收音机，普通家庭一般都会有。白天，收音机陪我打发在山上放牛的无聊时光，晚上听广播剧催眠。先是晶体管，后来是数字调谐。因为特别喜欢收音机，我就特别喜欢“修”收音机。“修”坏了的收音机也很好玩，里面有喇叭，喇叭上有磁铁，一堆磁铁可以摆出不同的造型，产生不同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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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难离。不仅因为土，更是因为人。
用淳朴勤劳根本概括不了村民，大人们除了春节两三天外，如同牲口般不知疲倦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唯恐稍作懈怠便会愧对金贵的土地。
老人们也不会闲着。虽然干不了重活，但是可以种菜做饭割草挑柴，还饲喂家禽牲畜，带孩子做针线洗洗涮刷什么的，他们燃烧了自己，往往能换来家庭户族人丁兴旺、生生不息。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而言需求不多，衣服补丁摞补丁，穿农作鞋或者草鞋，甚至赤脚劳作。脚底一旦形成很厚的老茧，光脚的确比穿鞋还环保舒适。毕竟经过了六七十年代的饥荒，老人们吃得简单，只需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偶尔子孙给一颗糖一个水果，那种甜美的滋味可以从嘴里甜到心里，从心里荡漾到脸上。老人们越是勤劳越是简朴的越长寿，那时候能活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很多。
他们一生的幸福莫过于在夏季的夜晚，和一群老老少少的村民坐在村子中间那几株黄葛榕树下话家常。
小时候对时间年龄不敏感，只是觉得外出求学几年后再回村子时，有的熟悉面孔消失了，有时我也参加老人的丧事，心里没有一丝害怕，我也会和大人一样站在打开盖子的棺材旁目送老人出殡。无论耄耋老人，还是出嫁、“上门”或到外地求学工作的孩子，天天在一起时不觉得挂怀，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难相见，已过不惑之年的我，突然明白有的人此生再也不见，难免黯然心伤恍若隔世。
和生离死别不同，出嫁是另外一种告别。村里的姑娘出嫁虽然也能再见，但一二十年朝夕相处突然变成别人家的人，无论姑娘本人还是父母亲人都很难过，哭嫁不仅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心灵的宣泄，婚礼和葬礼一样，人们都哭得情真意切，甚至哭得百转千回，欲绝心伤。婚礼葬礼都要请专门的匠人吹唢呐，在低沉婉转的应景唢呐声里，更能恰如其分地渲染气氛，勾起村民大的愁绪情殇。
有人说，只有埋葬着亲人的土地才能称之为故乡，不仅因为地下埋葬着我的亲人，更是因为这里是我生命和灵魂的开始，我的一切终究要和这里产生必然的联系。